這一切，還不是很久以前的事

《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商周出版，2004年11月初版，2005年1月18刷）第35章〈最後的征服者〉是這樣開始的﹕

我一直覺得世界史最親切的事情是，它確實是真實的，所有這些奇特的事情都是真實情況，完全就跟你和我今天的情況一樣，而且這裡所發生的事情比人們能夠編造得出來的都更驚險和令人讚嘆。現在我就要來為你講述，這些真實得跟你我的生活一樣、而其中最驚險和最令人讚嘆的一個故事。這一切的發生，還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我自己的祖父甚至還親身經歷過，當時他的年紀跟你今天一般大。（頁290）

我曾在醫院跟一名九十後病友簡述那件1989年五六月間發生的事。當時仍未讀到這段話，不然可以借用一下。不過，除了最後一句，我講述時大致沒有多大差別。當時還有一名年長也知來龍去脈的人在旁，我強調有說得不對不準確的，可以即時指正。

這一切，還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我自己還親身經歷過、間接參與過，當時的年紀跟你今天相差不太遠……

寫歷史，讀歷史，一二十年，甚而五十一百年，不過是彈指間的事，有時不用一頁紙，甚或幾句話就可交代了。親身經歷的，有很多細節，卻不易一語帶過。講，可能要用很多話；寫，更可能一本書也嫌不足。

我沒有強調是否該即時「平反」的問題，可能也沒有將永記心中的那句話直白出來。相比當年，我已足夠「冷靜」地去複述這件事，自然更該先將事件經過講得清晰些。所謂「平反」，根本不成問題。

我始終相信﹕我們不失望，中國有希望。

舉例

讀《經濟學是什麼》（梁小民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2008年5月17刷）已至五分一，早過了「十劃未有一撇」的界限了。

所謂界限，是我胡謅出來的，只是用來挑戰或鼓勵自己，可否可願看畢全書。到了五分一還不想放棄，有時甚至不想放下來，通讀一遍該是沒問題的了。

作為入門書，我覺得此書不錯。作者的文字功力比一些所謂文學作者要高。簡單說來，是文字淺白，不賣弄花巧；不過，並非清淡如蒸餾水，還可在字裡行間讀出文字的味道來。

不厭其詳也是特色之一。有些理念或名詞，會反覆解釋，務求令人深入明白，有所領會，卻又不覺其繁瑣。就算早已明白了，單看文字的演繹，仍不失為一種趣味。

另外，最見特色的，是舉例說明。由如何述說例子就知道作者應簡即簡的文字功力。而所選例子，多是既有趣，也貼切。有時閒話家常，令人有經濟就是身邊事，要逃要避也逃避不了；況且，此中確饒有興味呢。有時，更很有歷史感，甚至會失笑的。

講供求與價格的關係，以我這個過慣了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人，其實不難明白。作者卻用了不少篇幅，舉了不少例子，我倒有唏噓之感。〈5元票值的衝擊〉（頁30—33）以某些醫院專家門診的最高價格為14元，以及四川成都把電影票的最低價格定為10元做例子，就演釋出很多社會問題來。

這些都是當年計劃經濟下的故事。算是一律平等嗎？

前者因為價錢太低，人人都受求專科，自是供不應求，貪污「應運而生」不在話下了，也造就出黑市和號販子（這個香港也不時出現，簡單地說，就是代為排隊再高價出售）；後者是價錢相比於購買盜版光碟為高，令人購票入戲院看電影的意欲大減，造成要靠政府補貼戲院經營的情況。

關於票價一事，原來當年一度引起有關方面的反對，「以至全國爆發了一場關於5元票價的一爭論」。電影票價問題，香港不是沒引起過議論，但性質完全不一樣。

這件事說明，有些部門仍深受計劃經濟的影響，總想人為地控制價格。5元票價的衝擊和意義實際已經超出了電影界。（頁33）

如果我以此為例，樂觀地說，沒有事情是不可以「和平」方式改變過來的，是否給人太天真的感覺呢？沒錯，這是經濟事件，較易看到「成果」外，更不會太「損及」政治核心，處理或接受起來較易。一旦觸及政治，就難以跨越雷池半步了。

是嗎？經濟確是較有利於邁開大步去走，而且已快得有點令世界震驚，中國人有點沾沾自喜，世人可能有點恐慌。然而，政治真沒有改變過嗎？細心一點，就知道並不如此。

讀歷史，百年千年可能只是一頁兩紙就交代過去；處身其中，一年或許可以寫上幾本幾百頁的書了。

人生最痛苦的事

當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兒．第一部．洪武大帝》（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9年1月第1版）寫朱棣成皇過程時，有很多不可思議之處，比小說比電影尤有過之。

兩次時間好的大風砂，說是天助朱棣未嘗不可；但編寫這種橋段的人，用一次已令人懷疑技窮，竟一再出現，真是真是……只因是歷史，只能說又應了那句﹕只可信，不可問。

另一跡近荒謬的「遊戲規則」，由朱允炆發出，就是不能傷害他。如此生死相拼的連場大戰，教己軍怎生去打。惠帝惠帝，只惠及最大最重要的敵人，對己對忠於己者何其殘忍。

先不說這些。當年明月主要寫朱棣，一次又一次用「人生最痛苦之事」來形容他遇過的難關。我粗略摘錄下來的，就有這三件（第一件我在〈結局．過程〉中提過）﹕

人生最痛苦的地方不在於有一個悲慘的結局，而在於知道了結局卻無法改變。（頁210）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不得不玩一場絕對不能輸的遊戲。（頁255）

失敗算不了什麼，希望的喪失才是最大的痛苦。（頁255）

不知道這些所謂最痛苦之事，是作者認為朱棣如此，還是朱棣曾經這樣表示過。要列人生最痛苦的事，可能人人都有一件兩件，甚或一張好長好長的清單，例如沒喝過榴槤汁、沒能隔著太空船玻璃在太陽旁邊嘆普洱茶之類。

其實，這個過程中，有一個人有一件事，真該是最痛苦的事。人是惠帝。不知是誰出的主意，還是某種思想，令他下了如此致自己致千千萬萬效忠他的人於死地的命令。什麼不可在戰場上傷害他叔叔。唉。

歷史，多奇怪的事都有。

選

《明朝那些事兒．第一部．洪武大帝》（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9年1月第1版）寫朱棣造反一事甚詳，其間也不忘述及朱棣的抉擇。

過程真有點小說味道，好緊張。來到「決裂」關口了，當年明月這樣寫﹕

畢竟大家都是人，都有自己的考慮，類似造反這種事情實在是不值得慶祝的，特別在成功之前。即使是義正詞言的朱棣本人，心底應該也是發虛的。但有一個人卻是真正地興高采烈。（頁237）

這段描述本來沒什麼大不了，但「義正詞言」卻令我想到一些巧合問題。我敢說作者不可能搞錯這句成語的。「詞嚴」而錯成「詞言」，該是打字過程中錯在選字一步上。可以猜想到的是，作者用的大概是拼音輸入法，嚴和言都是yan，一時錯手，詞就不嚴，一變而成由詞來言了。

朱棣的成皇過程中，其實出現過不少「選擇」。朱棣最後選擇造反固然是最關鍵的一次，但朱允炆多次錯失了解除朱棣兵力的機會，可能更是最致命的選擇。這中間真有點歷史懸案的味道。

兩大主角的選擇是主因，其他執行人和「旁觀者」的選擇，也成為很大決定性因素。各種選擇，都關係重大，要下個決定，實非易事。成王敗寇，造反都可以了，所謂帝王實錄，造假，未必不可能。這其間見之於文字的選擇，未必都是真的；要圓謊，有何難。

不過是我的胡猜。這個猜測，也毋須證實。只想說的是，拼音都打對了，只需輕鬆選擇其中一個字就行，可能太易了，於是輕率了也未可知。不可能出的錯，結果還是錯了。

某些歷史片段，可能就是如此形成的。

阻止得來嗎

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已看了差不多一半，該進入中心部分了。不期然想起很多往事。故事發展如何，先不去多想，還是再寫下一點點讀《毛澤東傳》時想到的雜念。

都是因毛澤東那種唯恐天下不亂的作為而引發的。三反五反不另多說了，大躍進和文革造成的禍害，真要說他有功，每想起就令人髮指而忍不住認為功不抵過。一直以來，倒聽到一些別的批評和指摘，就是為什麼當時沒有人阻止他或規勸他，以致遺禍無窮。給人罵得最兇的，大概是周恩來了，主要罵他助紂為虐，根本沒資格得享好總理之名。

瀏覽過毛澤東的一生行事，就知道他由出道至死，都不是一帆風順，深得同進退過的人的一致贊同。他從來有自己的一套行事方式。他在1949年以前，就起落多次。不單受過冷待，更給踢出過權力中心，多番與死神擦身而過他；都一一捱過來。結果他成功了。

既然得到那麼大的成功，大權自然得到了，氣焰也自日漸坐大。於是，大躍進雖然錯了，說是認了錯，卻是口服心不服，於是密謀將反對過他的人拉下馬。眾所周知的彭德懷，就是這樣落得慘淡下台的。

到了文革，也不是人人俯首聽他命令的。最直接的阻力來自劉少奇。結果如何，也不用多說了。鄧小平也遭了殃。

說起來，其實文革開始不久就失了控，再加上林彪的私心，各色人等一心唯權力是瞻，令情況更趨惡化。在這種情況下，誰出力反對，誰就不得好死。已不是怕不怕死的問題，力諫，只落得枉死；徒然助長某些人的勢力。周恩來死後的天安門事件，要不是有軍方元老如葉劍英等的力保，鄧小平可能已給除去黨籍，難以超生，就沒有以後的再起故事了。

周恩來助毛是事實。不靠他，林彪可除嗎？他不助，甚而反對，自有林彪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一班人來助，之後局面如何，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慄了。所謂形勢比人強啊。

事事都隱藏著，不知道真相，我們要怪罪這個那個，還可說得過去。但事後什麼牌都揭開了，依然要罵，我只覺有點難過，甚或心寒了。

無妨說說現今的形勢。似乎不少人都愛罵溫家寶。我總覺也是有點冤。稍為對中共政治有點認識的，都知道現在的情勢，跟毛澤東時期確有很大分別，但政治局內的暗湧或暗鬥，其實都沒有停止過。朱鎔基時期如此，溫家寶上場至今，大概沒有太大改變。從來不是你朱總溫總說了就算數。暗中角力的牌，我們看不到，看得到的，能公告的，事後也未必一一都能暢通無阻。這些，我們總該體諒。

日前《明報》有一篇訪問《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的特稿，即提到溫家寶去年提出政改時就有點像當年彭德懷所受到的孤立遭遇。或許到了今日時今日，時世確有點不一樣，溫不用黯然下馬。有人愛揶揄他為「溫影帝」，某種程度上，他該是個很懂演戲的人，否則可能早已在八九年下了馬，難以超生了。

有些事，願也好不願意也罷，總得要稍待一下。不能總是「千年太遠，只爭朝夕」。我們今天看到的歷史，一百年五百年甚而千年萬年，用十頁八頁一個年表就可以表述了。幾十年算得了什麼。我們來不及看，還有後人。有時，真是急不來的。

真相

歷史有很多謎團。中外古今都有。有些慢慢慢給解開了；有些似乎只能永遠是謎。有些可能不是謎，卻給故弄玄虛而成謎；也只能迷惑人於一時，終歸水落石出，「因為對有些廣為人知的事實無法自圓其說」。

有些謎，能解開固然好，解不開，也未必有什麼大影響，就讓歷史學者去玩味算了；有些，遲早會大白於天下，當事人未必看得到，就只好留待後人評說。沒法。無奈。有時也只能如此。多讀歷史就知道，這也是必然的事。

讀R. 特里爾《毛澤東傳》至林彪「墜機身亡」事件時，不期然聯想到許多歷史之謎。所謂真相，也只能讓人有真真假假莫衷一是之感。最易想到的相關近事，是美國殺死所謂「911事件」頭號元凶拉登後水葬的撲朔迷離。

真的死了嗎？真的如此這般死去的嗎？屍體呢？最重要的「物證」都沒讓世人看個清楚明白，見證見證，就只是一句話就算了結。所謂口講無憑，難免令人懷疑。可能若干年月之後，才有另一版本的真相也未可料。

以下摘錄《毛澤東傳》的一些林彪死因片段，看看此事的「真相」又如何﹕

在香港，上演了一場生動的文字戲劇。中國銀行的大樓——北京插入香港心臟之手，一直有一條由霓虹燈組成的標語﹕「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這是林的話，它亦與林的目的相襯。

九月初，紅色霓虹燈消滅了，出現一條新標語﹕「毛主席萬歲！」這對林來說不太對勁。明擺的繼承人已明顯的不再是繼承人了。

不久，黨內文件就傳達了一個消息﹕曾企圖發動軍事政變的林彪，駕機逃跑時飛機墜毀，死於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隨後，蒙古人扼要地宣布，一架「入侵」並墜毀於溫都爾汗的三叉戟飛機是屬於中國空軍的。

但是，到底林是怎麼死的？是否有可能是毛幹掉了林？

按北京的說法，林死於飛機失事，蒙古（及其蘇聯大哥）一本正經地向世界宣布了這一情況。為投奔蘇聯，林慌忙中登上了沒加滿油的飛機，結果，沒能飛到目的地。

……

在幾輛汽車的護送下，林一伙衝向北戴河機場。一個阻止林的警衛被立果用槍打中，並推出高速行駛的汽車摔個半死。加油站的幾個人頓時起疑心，他們把兩輛大卡車橫放在跑道上，企圖阻止林的三叉戟起飛。

……

在遠離中國邊境二百五十公里處，林乘坐的三叉戟燃油耗盡，一頭栽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以東地區，頓時起火。林本來打算在烏蘭巴托加油的。

這件事也許是真實的。但是，這肯定不是事情的全部，因為對有些廣為人知的事實無法自圓其說。在經大力渲染的北戴河那幕戲發生之前，人民大會堂開了一次最高級會議，毛已回到北京並主持了這次會議。

……

不管怎麼說，毛挖林的牆腳至少有一年之久，這一點很清楚。暗殺毛的企圖使毛有充足的理由逮捕林集團的某些或全部成員，這一點很清楚。在溫都爾汗飛機殘骸中發現的九具屍體，有幾具彈痕累累（莫斯科聲明了這點，也得到北京的證實），這一點也同樣清楚。

在最後的緊要關頭，毛的一句鮮為人知的話帶有不祥之兆，「由他去吧，他跑不了多遠。」（毛的原話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校注）這句話是九月十二日深夜說的。這說明毛在關時刻會對林開刀。

今人費解的是，莫斯科為什麼不抖出一些林棄毛投蘇的更豐富、更確鑿的證據？有人注意到，北京只是在黨內秘密傳達，1971年9月危機之後很久才指控林與莫斯科進行了秘密接觸。

總之，林作為九月的第二個星期中的首犯未必是真的，不能排除這一點，在九月十二日到來的高潮以前，甚至在很久以前，林就死了（六月三日後，他就一直未公開露面）。

莫斯科聲稱，溫都爾汗九具燒焦的屍體中沒有一具是「五十歲以上」的人。蘇聯這樣做是虛張聲勢。北京駐烏蘭巴托使館的一批外交官迅速趕到現場把屍體掩埋了。他們說，屍體已燒得無法辨認。

一年多以後，局勢較安定些了，柯西金告訴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的也是這麼回事。當追問到「五十歲以上」這一點時，蘇聯方面悄悄迴避了。

如果蘇聯的確在殘骸中找到可供辨認的屍體和文件，並且認為據此能為難北京，那就很難解釋莫斯科為什麼要拒絕英國的三叉戟製造商要求檢查殘骸的請求。

北京事後的解釋都以屍體是否可辨認為依據，莫斯科肯定不能向全世界證明林在三叉戟上，而中國的歷史編纂者們則毫無顧忌地斷言林在三叉戟上。這使得中國方面乾淨俐落地掩蓋了在林飛往蒙古的夜晚前，發生在中國權力長廊內的暴力場面。

當溫都爾汗出現飛機墜毀時，戲也許已在北京收場了，這只不過是它的一個注腳。

立果和他的年輕幫手們採取了激烈手段，其中一些後來指控在林身上，對於這些手段，毛也許做了防備，或進行了報復，以致反過來吞沒了林。

林不像是死於一場事故。

九月中旬前的某個時辰，林可能因被監禁而自殺身亡。

也可能被謀殺。（頁442—446）

這中間就有不少微妙之處。有真實有猜想。

百度一下，看到一篇〈血淚的算式﹕林彪叛逃時專機機組人員走與留〉，該是由當年沒能登上失事三叉戟的機組人員所寫。很詳細，大部分內容跟《毛澤東傳》所述吻合。但有一點是怎樣也難以令人釋疑的，就是作者沒有目擊林彪登上飛機，連機上有多少人也實際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什麼人都是推測而來的結果。

文章最後只說﹕

1980年年底，根據鄧小平接見外賓時的一句話精神，經過潘景寅家人一年的奔波，爭取到給機組4位遇難者定性為「隨飛機墜毀死亡」的結論，不算烈士，也不是叛徒。林彪事件10年之後，總算可以告慰長眠於異國他鄉荒原下的4位戰友。

有些真相可能永埋在人心中，成為歷史懸案。林彪怎樣死，或許最感興趣的只是歷史學家，離事件愈遠就愈來愈少人會關心。失事的機組人員該得到怎樣的歷史評價，可能對某些來說更為重要。

歷史上暴力的存在與作為

黃仁宇在《地北天南敘古今》（北京三聯，2007年2月第2版，10月第4刷）中有一篇〈怎樣讀歷史〉（頁154—8）。不轉述全文內容了，或可由這幾個小題略知一二﹕

讀史要認清時代

道德立場是史書通病

《食貨志》的啟示

以17世紀的英國為出發點

從根本的政治哲學著手

在最後一節中，黃提到「人性為惡」的問題，更點出歷史上暴力之存在與作為。今日觀之，尤覺有特殊意義。姑且抄錄下來﹕

在政治哲學方面，我也主張從根本的方面著手。今日之讀史者縱未翻閱過柏拉圖之原書，或未參加過基督教堂的禮拜，也應當獲悉他們思想體系之輪廓和「原罪」的意義。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家如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為古典經學家之先驅，也透過後者而影響馬克思。如果讀者全不明悉這思想線索之由來，則很可能對今日之西方生誤解。以上的作家從自存（self-preservation）解釋到人性為惡，最容易引起中國讀者的反感。可是這已經無數學者解釋﹕現實的承認人性為惡，並非提倡人類應當為惡。如果我們呼籲今後不用暴力，這還講得通，要是歷史家否定過去暴力之存在，又不承認其在歷史上之作為，就不合實際，其所寫歷史也與實情不合了。（頁157—8）

歷史該怎樣寫

《地北天南敘古今》（北京三聯，2007年2月第2版，10月第4刷）有一篇〈費公誨我，我負費公〉，講述黃仁宇與費正清的一段師生交往。文末這樣說﹕

我給費公最後一段短柬自稱為「不聽指示的學徒」（Your Wayward Disciple）。我也自認我負費公。可是即算我是不及格的三等僧眾，我仍要說我受大師費正清先生誨益非止一端。（頁141）

他們之間的師生情誼，不複述了。文中倒有些地方解開了我的一些疑竇。例如他提到中國歷史該如何寫時，原來有「應當如是發生」和「何以」如是發生的不同意見。先錄他的話﹕

寫中國歷史，尤其對付傳統中國，不應當先帶批評態度，因為那樣也有一種要求歷史「應當如是發生」的成見，我們務必先窮究歷史「何以」如是發生。循著這原則，現代社會科學分科的辦法只能在寫出歷史之輪廓構畫已成之後引用，不能以前引用。因為這些分科辦法已是歐美社會業已現代化之後的產物。假如我們依靠它們作出發點，仍脫離不了歷史「應當如是」衍生的窠臼。（頁136）

黃仁宇重點提到他與費正清治學方法的不同，「他重分析，我重敘述」（頁137）。黃仁宇就是用「重敘述」這個原則寫《萬曆十五年》的。

這就解開了我看R. 特里爾著《毛澤東傳》（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時的疑問。這本傳記，就是典型重分析多於重敘述之作。我受過一點點研習歷史的訓練，主要講述如何處理史科，方法其實來自西方的一套，但沒有觸及該用哪種方式寫歷史，而我傾向於敘述多於一切。我寫過一本數十萬字的傳記，按照的就是這個原則。讀《毛澤東傳》時，總覺有點怪怪的。讀過黃仁宇這篇文章，也就豁然開朗了。

改寫歷史

黃仁宇在〈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歷史〉（《地北天南敘古今》，北京三聯，頁86—101）一文中，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蔣介石不改革農村，爭取群眾？

稍知中國現代史的，都知道毛澤東之能打敗蔣介石，一個主要原因是得到農村群眾支持。這段歷史錯綜複雜，我也讀得一頭煙。既然黃仁宇有此一問，也回答得斬釘截鐵，也且記下來﹕

三十年之前提此種問題還講得通。今日（按﹕此文寫於1988年）有人再提出此種問題，則可以謂之為蒙昧無知。最簡單的說來，中國土地問題與財政稅收問題自明太祖以來未曾經過全面檢討徹底翻修，已五百多年於茲。上面所說第三帝國（按﹕黃仁宇將中國兩千年歷史分成三個帝國﹕秦漢為「第一帝國」，陏唐宋為「第二帝國」，明清為「第三帝國」）本來就該改組，癥結在此。今人如果再提出以上問題，倒不如說﹕「為什麼蔣介石不做毛澤東？」我們也可以說縱是蔣願意做此事，則中國還要另外尋覓一個蔣介石，去對付當前的大敵獲得國際的支援。中共的土地改革，大半靠中原鼎沸乾坤顛倒的情形之下執行之。同時毛澤東利用國民黨之高層機構使他的工作和外界完全隔絕。中共迄至1949年也不組織自己的高層機構，所有軍隊的戰鬥序列全靠無線電聯絡，除了油印報紙之外，連城市文化也不要，只如此尚要鼓動村民造反，犧牲了三百萬到五百萬人命〔根據法國武官紀業馬將軍（Brig. Gen. Jacques Guillermaz）等估計〕，才算進入了農村，完成了所謂改革。所以即使沒有思想上的衝突，從技術上講，製造一種高層機構與翻轉低層機構已只能各立陣營，分道揚鑣。這種情形也可以引起我們想到中國內戰無可避免。（中共去年發表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說明抗戰期間，中國軍民死傷二千一百萬以上，內中共軍「戰指員」傷亡六十萬，「戰後解放區」人民群眾傷亡六百萬，其他則未分析，詳《年表》頁一七八。）

由此看來，就算回到過去，再來一次，這種情勢也難以改變。後人讀歷史，不能忽略時代背景。如果談什麼以歷史為鑑，評論時事時，也應考慮各方形勢，不是你說要怎樣就可以怎樣，爭拗可能會少一點。不過，還是那句，難矣哉。

又借用How to Read a Book 談如何讀歷史一章所言。不談陳年歷史，就是放眼當前，我們也未必能事事皆知，有時要靠記者。但記者所報道的「事實」，就未必全面和準確，這就限制了我們看事的準則了。所以說，也只能盡力而為，是否可成，誰也保證不了。

兼聽

這幾天同時看幾本書。算是巧合，不單與歷史相關，而且都像環繞一個「題目」。

讀How to Read a Book ，剛巧來到如何讀歷史一章，其中一節談傳記和自傳，重點提到，最好能多讀不同人寫的。也要考慮時代背景，更應將一人之事，關聯上整個時代，否則會失去重大意義。剛巧所讀的《毛澤東傳》，即關係中國和中國人這幾十年來的命運，尤其抗戰前後時期，錯綜複雜，尤為明顯的例子。

巧的是，黃仁宇的《地北天南敘古今》（北京三聯，2007年2月第2版，10月第4刷），有些篇章也寫到他在1938至45年間的經歷，聯繫到毛傳的這個時期，恍如專門研究一個現代史課程。既談理論，也有實例；既有通史，也有傳記，更有自傳，合起來隱然成為一個讀史的法則。可謂無心插柳，卻為我開啟了讀史的進階之門。

黃仁宇在〈成都軍校生活的回憶〉中，將1938年進成都軍校的兩年受訓生涯作了精要描述。其實無論組織和訓練，都盡量模仿日本與德國體制；至於操典與教範，大概都由日本的原本翻譯過來；有些戰術則與美國那一套也大致相同。更「有趣」的是，所受的劈刺訓練，「卻料不到幾十年後我在研究明史時看到戚繼光所著書，內中早已將白刃戰的精義解釋得明白，有如我們的『分解動作』，他已提出為『起．當．止』。我們所說『佯動』，他則已在書中明白寫出﹕『千言萬語，只是哄他過來。』其他細節無不如此。」（頁69）

其實這篇文最堪細味的，還是這段似為蔣介石說項的話﹕

只是今日五十年後，我從教學歷史的立場對上述的情事又有不同的看法。背景上中國最大的問題則是整個國家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傳統政治的作風無非在上端造成一個理想的標準希望下級仿效。自有《周禮》以來，以道德代替法律，以儀禮代替行政，也屬上述體制。要不是組織上有此毛病，也不致引起日本人之入侵。本來國民黨和蔣先生已替新中國造成一個高層機構，可是仍然缺乏符合時代需要的下層機構，縱有各種理想，仍然透不進基層裡去。於是也只好照傳統的辦法，軍校雖學外國先進，也在不意之間造成了一個理想的標準。假裝門面不說，此非人謀不臧，歷史之發展使然也（中共在延安的教學能針對實際，乃因他們有了我們的高層機構作擋箭牌，才能專注重於下層機構）。同時雖在抗戰期間，我們的上層機構尚未做得完善。蔣先生日理萬機，仍以「校長」的身份，每年抽出一兩次的時間來成都與學生訓話。可是四川的政情不穩，他又自兼四川主席，在重慶的中央大學學生鬧風潮，他也自兼中大校長。要是他是獨裁者，其獨裁已非主動。而有些像明朝的張居正一樣，自謂本身「不復為己有」（張居正也是蔣先生所崇拜歷史人物之一），實際上在遷就下層的需要。（頁72—3）

讀歷史，常常有不少「暗格」，不說史料有時難得完備，單是由不同立場的人「寫」來，就有意無意間隱藏或誇大某些史實，因而出現「羅生門」。所謂「兼聽則明」，可以的話，多讀不同的版本，實在助於搞清真相。就算真相難以大白，也不致於偏於一見，造成不必要的誤解。

不過，難啊。實在難。這個倒不易說。總之，就是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