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時不逢時

以前常聽人說,有些作家生不逢時,否則應有更高的文學成就。

可以舉的例子是沈從文。他的中篇小說《邊城》固然令人難忘;其實還有更多令人一讀再讀的感人短篇。他的《長河》最終沒有完成,論者都愛說可能是他最好的長篇,只可惜「生不逢時」,再不可能寫下去須轉而去考古,雖成就了他的服裝研究史,卻在文學創作上損失了好大的瑰寶。

真的不敢說,1949年能「逃離」共產政權的作家,到了台灣的,所逢政治說不上好,沒能產生好作品都說可以「原諒」;至於來到香港的,大致上已無什麼「禁制」了,又何嘗有多大「作為」呢﹕到底也要生活,終日為口奔馳,寫不出所謂傳世之作也是時也地也。我慢慢覺得更是命也。

有時,生於憂患,可說再無心力創作;可一旦生活無憂,也未必就是好事,此即「死於安樂」之由來。

還是老實點好,能寫出好東西,就好好寫出來;寫不出,還是不要抱怨環境弄人。別人替你「伸冤」,聽著覺得安慰就夠了,不要太沉迷沉醉甚而沉溺,否則徒然費時自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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