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民不是手文

2016年7月9日《明報》A14

2016年7月9日《明報》A14

關於「手民」,我前後寫過三篇網文,計為〈香港還有手民嗎〉〈引伸義〉〈手民之誤.鍵盤之失〉。內容不贅,只抄錄兩個沒引用過的網上《萌典》解釋:

1.稱雕版或排字的工人。清汪昉〈兩當軒集序〉:「亟鳩工,手民廳事,自治饌具以供億之,命其子執武朝夕監視,幾及一年,剞劂完竣。」

 2. 木匠。陶穀《清異錄·上.手民》:「木匠總號運金之藝,又曰手民貨。」

舊文舊事重提,只因今天讀《明報》,竟有新發現,遂有新牢騷。

新聞中提到的女青年會,是否真的一時出錯,抑或慣例將錯誤推在負責「打字」的職員,更用到「手民之誤」一詞,我無意深究,但記者明顯只知其音而想當然地「記錄」,於是創出「手文」來,編輯想來也如是相信。可以想像,這版的記者和編輯,都是年輕新世代,根本不知「手民」究竟是什麼。有些年輕一輩,可能人說他說即人云亦云最懂口說保存香港的固有什麼什麼,是理想當然的事;卻原來根本不知那些該保存的什麼什麼究竟是什麼。正如有些人大大聲要保衛粵語什麼的,卻將很多粵語用字用詞句式胡亂堆砌,變成真真正正的有音無字,要舉例,多的是,「畀」寫成「俾」尚可勉強接受,這幾年更多的是「比」,連「填詞」人或報紙專欄「作家」都你「你比我」「我比你」,「究竟畀邊個好」,往往寫成「比邊個好」,原來說的是「給誰」,卻成了「跟誰比較」。唉唉唉。「悍」衛粵語,真是捍衛個屁。

手民是手民,不是手文[紋]啊。

[補記:原來之前已有人沒舉例卻提過「手文」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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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記者的待遇

2011年5月13日《明報》A27

香港記者待遇低,早已不是新聞;但仍然成為這幾天的《明報》「新聞」。足見可否成為新聞,還是由傳媒人操控。

繼記者協會對業內做了調查,於是由記協主席促請提高記者待遇;再由新聞學者指出,記者待遇可恥,足見香港記者的薪酬真的偏低。

學者說﹕

25年前加入中大初期,記者人工十分微薄,「可形容為可恥的待遇」,90年代本港經濟起飛,傳媒之間出現「挖角潮」,才令記者入職薪酬「不算太差」。

但他指出,近年本港經濟再次轉差,加上報紙收入大減,令整個行業的薪酬待遇倒退,「加上業界前景不明朗,令大批資深記者轉行,長遠而言對整個行業很危險,無法做到好新聞」。

還要入行嗎?

他續稱,目前本港市民對新聞仍有需求,「不少市民認為現時新聞報道過於煽情、表現不佳,社會依然希望傳媒具公信力、繼續監察政府,相信優質新聞依然有市場」。他建議傳媒機構提升入職記者起薪點,亦設立月薪以外的獎勵制度。

儘管記者薪酬低、工時長,但陳韜文相信仍有新傳學院畢業生有意入行。他寄語應屆畢業生,入行前須做好心理準備,面對外界各種壓力,同時堅持發挖優質新聞,「只要有表現,一定有機會獲加薪」。

「只要有表現,一定有機會」。言下之意,「沒有機會」的低薪記者大抵是沒有表現的記者了。

2011年5月14日《明報》D4

再來看2011年5月14日《明報》攝影記者所寫的「編輯室手記」,〈走在鏡頭前〉。文中提到兩個問題,一是記者的待遇問題,另一是被記者拍攝者的反應。「那個時候我才體會到面對鏡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起碼不比站在拍攝的位置輕鬆」。攝影記者固然職責所在,有其難處,但無端被拍攝者不想被拍攝,難道拒絕躲閃就該受責難嗎。這個先不再討論。

回到記者薪酬方面。這一句真可圈可點﹕

為他人發聲的記者,整個行業薪酬長期偏低卻呼叫無門。

很想問,為什麼記者會呼叫無門呢?是行業萎縮,市場決定了這個行業已無望,自然不可能提高薪酬,還是因為「下」情不能上達,於是老闆聽不到或不願聽甚而聽而不聞呢?

不是說「本港市民對新聞仍有需求」嗎?抑或這不過是假像。我不止一次說過,要做新聞從業員,應懷著一份不以薪酬作重點考慮的心,但不表示報老闆就可以將薪酬盡量拉低至「可恥」的地步。說得不好聽,新聞事業不像其他行業,盈利至上;沒有理想,搞什麼傳媒。既然有心拿錢出來,就不要太刻薄員工。拍膞頭動之以理想之言而省錢,就乾脆只招募義工,成為非牟利機構。

我奇怪的是,似乎不見探討低薪原因的深入報道。所謂近水樓台,先問一下自己的老闆,能找到其他的,更好。再從各方面細數,看看問題出在哪裡。不要只是一味莫名其妙地說「呼叫無門」,由別人代為發聲,卻又像沒有人在聽似的。然後,不是得個捱字,就是敷衍塞責,或以記者做踏腳石,找到好出路即轉行。於是惡性循環,「人才流失影響新聞質量,缺乏深度報道,未能有效監察社會」。

難道這個行業有不能揭出來的「惡疾」,成為真正碰不得的題材?

良心

傳媒人Leona 所說的〈記者的風骨〉,在當前的世態,很令人眼前為之一亮。大概是不少想入行者的夢想吧。

我的一貫偏執看法是,很多「行業」,錢之外,講心,有時更重要。教師是其一,記者,或說傳媒業也是其一。當然,律師是,會計師是,醫師是,數下來,似乎沒有什麼行業不是。各行各業都可以為自己說好話。

上面提到的網文,幾乎沒有可非議之處。不過,有些話,若套用到其他行業,其實也適用。例如,

一般人很難明白傳媒在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做,而社會風氣也習慣事事斥責,動輒便說傳媒老作、有違操守,更加有理說不清。

是也不是,都說傳媒比什麼行業都更有「說」的機會。「一般人很難明白傳媒在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做」;其實有很多行業,何嘗不是呢?就算記者,也往往是「急就章」,例如有醫護人員或教師「出了問題」,報道中就有「無知」的錯誤。何以如此,「外人」真的難以明白和知道。

醫護人員或教師的錯誤,記者可以「盡情」放在太陽底下,讓人人得知,並得以批評;記者於是做了「天職」,盡了責任。問題來了,記者「出錯」,原因不可質疑,卻要獲得體諒。這樣,公平嗎?

無論哪種行業,出錯了,難免有「受害人」。記者找出來,有功,應受讚譽,誰也不會有異議。但記者出錯,為什麼應該得到體諒;有人受害,為什麼不能申訴。例如將一張好人的照片弄錯,成為吸毒者或強姦犯之類,天天出外都被人指指點點,難道不可以申訴嗎?簡單如一些意外事件,也多的是令當事人難堪的報道,這個,又該如何說呢?

再爛的行業「爆出」了出色的執業者,可能令人對這個行業改觀;同理,再好的行業出了害群之馬,或偶然出現差錯,造成不快或損失,出現惡言和惡評,難道不可以嗎?

再用這句套語,「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一開始就說了,如傳媒這種行業,不單講金,更要講心。這該是傳媒老闆愛聽的話吧;也可能是久坐高位者愛說的話。於是,這個行業似乎有了「不成文」行規,就是最好只講心不講金,老闆可以少付,在高位者自己拿穩了高薪,在下者就最好不要講金,省卻很多煩惱。

問題是,講心之餘,也要吃飯吧。養得好一點,做起事來力氣心思也會多些吧。就不講心,只講金,只為薪水,也可能做得好一點吧。由記者協會之類發出的呼聲都不止一次了。難道傳媒從業員可以講心,老闆就只宜講金?

想問一句,只是香港的傳媒人落得如今那麼不受重視不受體諒的地步嗎?只是香港傳媒人那麼名正言順地受普遍低薪的待遇嗎?為什麼?

實在有太多不為我知的情況了。真希望Leona有以教我。

吸引力

不得不承認,「捱」過了最不喜歡的一些內容後,就捨不得放下《龍紋身的女孩》了。一句話,只因很有吸引力。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都看了四分之一了,除了覺得很吸引外,卻好像沒有什麼其他得著。或許可以這樣說,我一直看的小說,或喜歡的小說,總會有點什麼想說,例如說,人生道理或哲理之類。這部嘛,不能說什麼也沒有,但仍是不明顯。起碼到了個階段,還是沒有具體說了些什麼。

或許真是言之尚早。

又或許,這一切都是伏筆。很具批判性的東西已隱含其中。而無可否認的是,作者筆法冷靜,堪稱「記者之筆」,完全讓故事自己說話。如果我們太習慣香港記者在報道新聞時,不但愛用批判的詞句或描寫,甚或介入新聞事件中去,不是說這個是社會敗類,就痛斥那個是獸父,對如此懂得把握細節而「白描」的小說,該另有一番體會。當記者的,或許更該參考。

其實,冷靜中也不乏冷嘲或諷世味道的,但都能借小說中人或乾脆說由故事去代言了。

暫時不能多說些什麼了。看下去再說吧。

孤獨的身影

上次提過陳惜姿質疑香港傳媒應否派記者去日本採訪地震新聞,她斬釘截鐵,不宜。

再有一位也去過「出生入死」環境的記者「表態」,用的題目是〈記者﹕瘋狂的職業〉。所說很多與陳惜姿相似。初看以為是跟陳唱反調,原來是附和之餘,更提出另一個問題。不妨抄下這個問題﹕

瘋狂的,還不只這些。傳媒機構派記者到險地採訪,會買重保險嗎?
類似到戰地災區採訪,一般勞工保險是否承保,很是疑問。香港傳媒機構會為記者購買特種保險嗎?更是疑問。記者奔赴險地採訪,大多出於與僱主的「互信」,出事的話,就算沒買保險,「公司會賠」。以往這種「互信」,從沒接受過考驗,因為幸好未出過大事。
不過,若真的出事,賠錢也無保〔補?〕於事。
香港的一些新聞從業員,正如陳惜姿以前在專欄提過的,往往一味讓上司「薄酬」地利用,是很不正常的現象。當然,當記者帶有使命感,多少帶有一點「另類」的成份,但也不能只是付出。整個行業的保障本就不大,可以「上位」的機會似也不多,能向報老闆爭取較較優條件的沒能力也願力爭,只好向下壓,不動之以「情」,就「曉」之以「義」;但「情義」不能長期當飯吃,不能擋住任何危險的啊。

香港能有什麼環境可以真正造就出息而又願意長期從事這個行業的人呢?老實說,我看不到。能「走」的都走了。

帶有點點傳奇色彩的張翠容,在香港,大概只能帶著孤獨的身影做其「瘋狂」記者。

好一個「不顧一切」

日本這次地震和海嘯大災難,嚇人和動人的場面,我們都不難看到。依然有人要去旅行,雖說去的地方都會「遠離」災區,但這種時刻,仍去攤薄人家的人力和資源,怎說都有點那過。

去玩,固然說不過去。去採訪又如何?這個看來似有不同,因為既是工作,也是責任。記者的責任,不身在現場,不「見證歷史」,似乎有失職之嫌。更何況,去的不是戰場,對記者的人身安全少一點顧慮。不去茉莉花之邦,已有人出微言;災後之區,不去,恐怕更受責難吧。

真的如此嗎?就有一位當過記者、如今負有教育記者責任的人來現身說法,該是不無參考價值的吧。

陳惜姿在2011年3月16日的《明報》專欄中,就以〈不顧一切上路〉來形容今次香港記者到日本採訪的行動。她舉了大陸和日本的不同之處。先說﹕

08年汶川地震,香港記者第一時間到現場,責無旁貸。記者配合當地維權人士,挖出豆腐渣工程、地震預報系統失靈等問題。若靠國內媒體,許多問題或者一世都不會曝光。

至於日本,

在多方限制下,香港記者能做出怎樣的獨家報道?日本是先進國家,有一流的記者、攝影師,隨時隨地有直升機高空拍攝。香港媒體派員去到,做些可有可無的街訪,除了告訴讀者或觀眾﹕我們的人也去了,然後每天刊登記者照片,或加個現場直擊的「爆花」。到底還有何價值?

除非認為日本傳媒未夠全面或隱瞞部分事實,報「好」不報「壞」。會嗎?更何況還有其他外國通訊社的記者可以自由採訪和拍攝。或許有些傳媒高層,以為可以「發掘」出一些不為人知的感人故事,成為「獨家新聞」也未可料。值得嗎?

《明報》也是一家「我們的人也去了,然後每天刊登記者照片」的媒體。成績如何,有目共睹。只不知那兩名記者回來後,會不會被認為沒有盡全力,找不到「好料」,令高層失望,更有負讀者厚望。

我想不必了。錯不在記者。很多事,失誤的往往是做決策的高層;正如這次核廠事故不斷升級的情況。不過,最終都沒有人可以隱瞞;全都在鏡頭下曝光了。連首相也受輿論,「呼籲民眾冷靜的首相,是否已失去理智。」這個世人都可看到。

這些天.這些書

這些天,差不多離不開這些書。都不是新買的,收起來已有好些日子,不找出來,也忘了原來不算少。尤其要再瀏覽一遍。

有很學術的;有較輕鬆的;更有擺明是教科書,固然很有條理,卻毫不沉悶的,如這幾天經常引用的《新聞論》。上網找資料,原來作者錢震已於2002年過身,這本書好像由鄭貞銘等人增訂,「以《新聞新論》之名再重新出版,期望能為目前已經出現混亂現象的新聞界,重新找回應具有的新聞道德」。我不會特意找來細看了。

余也魯是香港不少傳媒人熟悉的傳媒教育奠基者。「傳理」這個名稱也是他最先在香港採用的。今天的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最初是傳理學系,就是由他創辦的。他譯述的《傳學概論——傳媒信息與人》,是他在美國的傳媒業師所著,較為學術;《門內門外》標明是與現代青年談現代傳播,就較為顯淺,有點像說故事。

《傳播法新論》由傳播界和法律界的教授主編,當然則重「法」的方面,對於什麼是藐視法庭和誹謗等,都有實例論述,學術味也較重。

不過,論學術術味之重,可能以《西方大眾傳播學》為最,這本未必會由頭細看了。

最輕鬆的莫如毛孟靜的《都放進傳媒抽屜》。書以「傳媒人」、「傳媒事」和「傳媒情」來劃分。每篇都寫得短小,也的確簡潔,有時不失幽默。她在〈自序〉中寫到曾有一篇書評寫她「是香港少數喜歡玩政治的女人之一。」她看後心裡來了一點疙瘩。

「女人」!性別歧視。

玩政治云,實在是一個因氣候錯亂而生的誤會。

書是1998年3月由明窗出版社出的,至今情勢已變,她己跟政治拉上關係了。上一篇網文,我提到記者是否專業的問題,她也寫過,說,「大概不是。」

專業的意思,通常是指要考試要領牌的行業,像醫生、像律師。這些專業,通常有公會紀律委員會之類組織,負責內部審定同儕的投訴或被投訴個案,及業內大事議程等等。

新聞既然不是專業,卻又常常聽到「新聞專業道德」一類字眼,令人左右為難。

……遺憾的是,說到底,新聞從業員所做的,也不過是一份職業罷了。一個醫生不會隨便轉行,一個記者的選擇可多著﹕公關、廣告、電影、寫作……泛稱傳媒。

葉漢良寫的,新的記者群「狗仔隊」中,包括「擅長搞跟蹤的退役警員」。(〈不用考試領牌〉,頁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