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大部分書賣掉，足有一個書架空出來另作他用。由二歸一，算是整理成一架的書。檢視之下，所剩大都是字典詞書或語文學習之類「實用」書。其實，有些本要保留的書，因為手慢，都給拿走了。幾天前跟書店老闆通電話，說有幾套書失去了其中一冊，殘缺不全，希望能用別的書交換回來。難得老闆說，也不用交換，到書店取回好了。
也想檢回一些書的，老闆也說可以。真有點尷尬。得選一天到書店逛一下，看看還可以得回些什麼書。都說賣仔莫摸頭，這番回望，情知難堪，到時可能這本捨不得，那本又割捨不下，多少故事迴盪腦海，討回又不是，放下又不是，當會好生為難。
選一個「合適」的日子吧。該是開開心心的一天，還是情緒極度低落的時刻，真要考慮一下。
好婆媽。
頭痛啊。
Donald Light、Suzanne Keller 合著的《社會學》（Sociology，林義男譯，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78年3月1 版3印），在論述組織與科層制時，提到科層制的缺點與限制，其中之一是製造浪費，引用的主要批評為「帕金森定律」（Parkinston’s law，1957）。
這個定律指出的一項結果是，「利用工作完成後的剩餘時間，去製造新的工作」﹕
例如，官僚們常以忙碌，來證明他們在工作；為了表現能者多勞，故特意製造額外的工作。因此，他們很快就發現需要助手，來協助處理所有的工作。假如一個人雇用兩位助手（兩位比一位可靠，因為彼此可能會變成競爭的對手），但為自己保留決定權。如此，在原先的工作之外，又增加了監督的工作。假如一切進行順利，在一、二年內，他的助手也需要新的助手，這時就由五到七人做原先一個人所做的工作。但是，舉行會議的儀式，和在七人之間來回傳遞公文，將使他們表面看起來都在忙於工作。（頁292）
在稍具規模的機構工作過稍長日子，對此當不會太陌生。上述描述可能略嫌誇張，但雖不中亦不遠矣。都半個世紀了，說是「官場病」、「組織麻痹病」或者「大企業病」（參看百度百科），實在科層制者，似乎都無可避免地會感染這種「病」。一般而言，這與時間管理相關，我則另有看法。
無他，都是錢作怪。好景時，自可以有這種派頭，可能也需要這種「風光」。一旦好景不常，莫說七人，一個助手也嫌多，甚至連自己也地位不保。
當然，定律涵蓋的內容遠不止此，我無意研究。有興趣的大可看看百度百科的介紹。
執拾積存多時舊物，找到幾本線裝書。記憶中初買時已殘殘破破，在「暗角」出重現，似乎沒有變得更殘倒也依然是破是爛。
有紅樓夢，每本只有三回，說是鉛印本，在吹彈得破的紙上卻印得亮麗，說得上永不脫色。插圖尤其清晰，線條粗幼分明。如此「重遇」，已無甚驚喜。但其中的一本詩集，全本原該有二冊，卻只有冊下，該不丟失了的。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印刷，中華書局發行。這種線裝本，肯定不是重印或翻印本。本來也不算什麼好版本，直至看到首頁的一個墨水筆簽名，才有「驚」喜之感覺。
假如最初購買這本書的人果然是我認識的，現在該已超過百歲。按推算，我買到這本書時，署名購買者可能亦已作古。
該是小學校長；如果不是同名同姓。
這位校長該是讀書人吧，國畫有長幅山水艷麗牡丹毫毛畢現見威不嚇人之虎，也拉小提琴，更懂有姿勢也實際的國術，更兼為人風趣。其實是偶然間，在中環的舊物店中撿得此書，不得不慚愧承認，多年來都沒怎麼翻看過，自是不知有此署名。「驚」之餘，喜的是，我捨棄的書中，沒有這本，而又能在再一次大清理中有此發現。
繼續留著，還是捨棄，其實沒有「to be, or not to be」那麼難下決定。
如果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僱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爆料的地方不在香港，香港政界和傳媒還會那麼鬧哄哄去討論這個人那件事嗎。我存疑。
另外，此事果然那麼嚴重嗎。相信有點尷尬的不過是美國而已。
不過，也真不要小覷個人的力量，有時發起威來，還是可以興風作浪的。所起風浪有多大，誰也估計不到。
固然不要自以為是堂堂大國元首，就可以呼風喚雨，左右天下大局，其實往往只會累及不少蒼生罷了；也毋庸妄自菲薄，以為一介小民，勢孤力薄，沒有影響力。
這不過是老生常談，但一個例子就足以證實此理非虛。
在一個住處待久了，除非勤於清理一時用不上的東西和雜物，否則難免積存東西。如果有些「隱藏」的角落，自會收藏一些「雞肋」東西。要「釋出空間」，不能不狠，繼清理存書之後，就再來一次清理雜物和雜誌行動。
不經這一清理，實實在在忘記了有些東西竟存放了一二十年，早已毫無印象。不要少看兩幾個膠袋中的文件袋，竟可以藏著不少故事和記憶。有些東西，早已過了「可用期」，也即隨時可以丟掉；但一經翻閱，幾許舊事浮現，要一下子捨棄，因為佔地不多，就忍不下心，於是又塞在「暗角」，讓其繼續留下來。
有些東西，要是在不知哪一年丟掉，就真的永久消失了；今天看來，這些東西其實很珍貴，不能不暗叫一聲，幸好留著，否則就此失去了一批寶物。不算多，但一一略為經眼，輕易就是一個晚上了。
世事真的難料，昨天是草，今天可能一變而成寶；反之可能也如此。
很多年前捨棄了一些書，後悔過；最近捨棄的書更是十倍以上，現在雖也覺痛，似乎不像當年的痛來得深遠。不過，誰知道呢，可能三五七年後，會痛不欲生也說不定。
不管了，往後就隨綠吧，反正是草是寶，也難說；起碼一時三刻家中多了不少活動空間，身心舒暢，對己尤其對家人已是寶了。
有人愛說某些王子公主故事的結尾都太完美，不夠真實，因為永遠是「快快活活」生活下去；而真實人生，往往是未能白頭到老，衰收尾，分離終場。
其實，世間事，有多少是完美無瑕的呢，但世人每是只見優點而忽略缺點，或瑕不掩瑜，甚而以為可以集優避缺，得出「圓滿」的果。真有人能集天下武功大「成」而無敵嗎。不如說說「組織」這回事吧。
Donald Light、Suzanne Keller 合著的《社會學》（Sociology，林義男譯，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78年3月1 版3印），第八章專論組織與科層制，其中一節談到日本的組織（頁307 – 310 ），言簡意賅，起碼我由此大略知道日本如何可以在二次世戰後，只經過短短三十年，即由戰敗的廢墟中掙扎而成世界主要工業國家之一。書主要拿美國來作對比，更足看出日本那一套的特色所在。
「如何解釋日本人的驚人成就呢？部分的答案是勤勞、耐心、自律，及對其他民族的敏感性等文化特質。美國社會歌頌個人主義；而日本社會，則強調團隊精神與共同努力（Sayle, 1982）。」（頁307 – 8 ）這不過是泛泛之論，作者當然不會如此交「行貨」。「要得到更完整答案的方式，是檢查日本的組織、分析其組織特質，並把這些特質組成一個規模更大的運作系統。」（頁308）作者在「摘要」中更提到，「最近幾年來，美國經理對日本組織特別感興趣，把它當作是一個改善管理階層與勞工階層關係的模範。」這種做法，印象中香港也熱炒過。此書當然略提到日本那種「模範」組織的缺點，但對其優點述來真有如王子公主婚後快快樂樂一起生活下去般美好。
《社會學》所說「事例」，大約止於 1983 年，那時，日本組織確實處於光輝耀目的美好年代。不過，時移世易，日本最強的終身僱傭制，已隨日本經濟不景而現千瘡百孔之象，可說故事有了不一樣結果的續集。試看以下一段描述，當不難明白，一套制度之能成功，不會無因或曰不會沒有強而有力的支持力量，這種「後盾」，不是處處可有時時存在，一旦消失，就難以維持活力，甚而輕易就瓦解。
日本組織能完全地承擔對其職員所提供的安全責任，因為，這些組織本身就很安全。大部分日本公司的後台老闆，都不是那些變化無常的股東，而是銀行；而銀行的後台老闆，則是政府機構。因為日本的工商企業，關係到日本全國的經濟，所以政府全力保護剛萌芽的工業。日本政府首先要決定，那些行業最可能促進日本未來的繁榮；然後，負責組織研究計畫，並提供創業資金；對於夕陽工業，日本政府則決定，如何將損失分配給各公司（Lohr, 1983b）（頁309）
不想談這篇專欄文章的內容，倒想細眉細眼，針對其中一小段的一個標點符號。
不要少看「海豚」後的逗號，實在不該加上。試將那半句簡化一下，即知問題出在哪裡﹕
將海豚〔，〕永遠囚禁在水池中，……
少了「屬於海洋的」幾個字，大概作者不會要那個逗號。至於原來的句子，「將屬於海洋的海豚，永遠囚禁在水池中」，前半句的歧義，既可能是「把屬於海洋的海豚」如何如何，也可能有「將會屬於海洋的海豚」如何如何之意，如果沒有了那個逗號，就只能是「將……海豚永遠囚禁在水池中」。
不少人誤以為句子不宜過長，於是強加上看似有停頓作用的逗號，如上句般，結果就出現歧義。其實，就算不加那個逗號，句子也不算太長。試以李白兩句詩再補充說明一下﹕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兩句詩中的逗號都可要可不要，插入也不會有歧義，主要影響節奏而已，那就視乎各人的喜好來定那個逗號的去留了。
語文之難，或曰語文之有趣，往往就在這種可說或難以言傳的微妙處。細味之，我以為是樂趣多些。
本打算寫一點組織與科層制相關的感想，卻又想錯過即日的業主立案法團召開的一次「特別」會議，結果因為過程荒謬得令人「想死」，不知如何去形容。思緒紛亂，真是兩頭唔到岸。
會議中途我離開了一陣，回來大局原來已變，變得有點恐怖。再看了一會兒，荒謬的事就令人難受得以為在看爛電視劇，幸好我向來血壓低，愈氣愈好。
還未到尾，我忍不住向監察會議的政務主任「質詢」。採用「逼宮」方式而新「選」出來的所謂法團成員，竟然即時隨意改變「投票」方式，一句兩句，「有沒有人反對這項？……沒有！好，通過！」其實還在點票，「竟」發現有反對票。新主持說，「哎呀，竟然有人會反對，那就繼續點吧！」我問那名政務主任，你這叫監察嗎，那個之前好幾天「圍攻」當屆主席的人，聲聲說法律都有灰色地帶，不想談法律，結果「票選」成為秘書，即時成為會議主持，也即時「任意忘為」，竟然在政府人員人在現場心在九霄雲外下就試圖通過一個議程。我「點醒」那主任時，她不諱言沒聽到「曾經」沒經過點票就差點通過了的事實，只如夢初醒般說不是在點票嗎；我只用很強硬的語氣問了一個問題，即時離開。
我問，「如此開會投票合法嗎？」
她有點慌張，連連說，「謝謝提醒，我會留心。」
（實在不能成章。）
老實說，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僱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連番爆料，我感受最深的有二﹕一是首次得知斯諾登說選擇在香港爆料，主要因為香港有言論自由；另一是，一直備受不少論者「器重」的美國，終於實實在在於世人面前大大的出一次醜，這個，我不諱言有點幸災樂禍。
事件牽涉的問題很多很大，在美國前後有過不同的處理方式，不惜「發誓當食生菜」者有之，一貫以公正著稱而為此扭曲事實的傳媒有之。利害關頭，「愛國」原來不只是中國的「專利」。平日侃侃而談美國有多公義奧巴馬有多能幹的人，對此不知還有何話可說。多年前修讀一個由澳洲某大學主辦的傳媒碩士課程，就提到「國家為重」這個事實，只是多少年來，除了中國，很少所謂民主國家的傳媒有如此「路人皆見」的不惜為國家利益而「犧牲」公信力的做法。
至於香港各組織或專家，包括政府和特首的處理方式，可謂大異其趣。《明報》社評所提意見，不過是其中「一種」方式，與其大同小異甚而相反的，各種「專家」或甚具道理的意見多的是。可以說，各種意見都見是非利弊，要我擇「優」執行，肯定十五十六，不知如何是好。
這次事件確實非同小可，提意見固是「言論自由」。事過境遷後，總有人會大大聲「領功」，但提過「錯誤」意見的，事後會認錯嗎；我的經驗是，大都不了了之，當沒說過。
這次事件，我沒意見，因為我對此幾近無知，看了多種意見後，也不懂如何下判斷，恕我幼稚，只能以「看熱鬧」的心情來「面對」整件事，最希望（wish）的當然是美國能「善待」斯諾登；他堪稱可敬可愛。
我修讀過管理學初階課程，對管理學略知一二。因此在社會學中「重溫」這些知識時，倍覺有趣。
我之讀管理學，主要因為好奇，雖然稍後升了職，在小部門中當上了中間管理層，但修讀前後，基本想法都沒變，就是不愛人管，也不愛管人。自律一向是我最愛的做事方式；這或許有點老子的無為而無所不為的形影。
雖然我後來也遇上跟我有類似想法的人，其信奉老子那一套比我尤甚，我不難明白，但深知其實不可能在實際環境中貫徹。稱得上有組織這回事時，就離不開管理這回事。有人的地方，尤其人愈多的組織，就有人事。人事，根本就是麻煩事。處理得宜，麻煩少點；否則，麻麻煩煩，多的是。靠自律，實行無為而治，不是不可以，但要解決各人的學識與人性等問題；這個比「管理」還要複雜。與其另謀計策，不如採用「行之有效」的方法算了，反正大家省事。
組織與科層制，關係密切；組織愈大，科層也愈大愈複雜。這種關係，當然因為好處多多而形成；有好處也難免有壞處，天下事，往往如此，只見其弊而攻擊其優，根本枉費時間心力。與其找缺點，不如盡量發揮其優點，造福更多人，要來得有意義。
扯遠了。還是說回社會學吧。我建議大學新生最好都修讀社會學101，這比看似難以把握學習主題的通識課更有「通識」成份，更易令人觸類旁通。就算是新聞或傳理學出身的新聞從業員，也該修讀這學科。
香港特區政府曾找社會學學者當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原則上是切實可行的擇優做法。
書寫而已 notes and books 